两代人的握手(后记)

编辑: 来源: 时间:2006-07-07 人气:

自1981年至1991年，我从事少年报告文学的创作整整10年了。《青春阶梯》收录了我的部分获奖作品---7个短篇和3个中篇，可以说是我的一部较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选集。应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约请，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向亲爱的读者朋友透露一些有关的情况。

　　(一)《青春阶梯》和我的创作主张

　　我编这样一本书，主要是由于广大中学生读者来信的缘故。1990年7月号和1991年5月号《少年文艺》(上海)，连续发表了我的两篇短文《谁来握住我的手》和《感谢少年朋友们》。1991年1月号《少男少女》杂志，在“作家专线电话”专栏里，发表了我的《扬起呼啸的鞭子》一文。完全没有料到，我陆续收到2500多位中学生朋友诚挚热情的来信。除港、澳、台和西藏之外，其他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许多来信者。他们争着我向我诉说各自内心的隐秘，谈论自己的种种见解。其中，他们几乎都有一个恳求，希望多看到一些我的报告文学。这一颗颗青春的心灵，让我深深地感动了---世上哪个作家不想拥有广大读者呢？我虽然已发表过约200万字的作品(少年报告文学占一半)，却尚无一部较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集。特别是读者指名要的有些作品，如《青春社会场---当代中学生社团生活纪实》，是1988年在江苏《少年文艺》上连载过的，怎么好让少年朋友们去一一查看呢？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尤其是卢惠龙、唐光明、陈荣三位热心的先生，使我和中学生朋友的共同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翻开这部作品集，大家会发现，全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都是写当代中学生的，写他们的困惑与追求、成长与烦恼。不然，为何起《青春阶梯》做书名呢？这不仅显露了我对少男少女们的偏爱，也反映了我对少年报告文学的一些思考。

　　在我看来，作家、艺术家和教育家以及社会各界，应给予中学生们以特殊的厚爱，因为他们刚刚步入身心激荡的青春期。青春期是什么呢？她是人生中最关键时期，也是人生中最脆弱、最孤寂无助的时期。她的特点是准备为今后一生奠基立向，而其总体目标是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人的第二次诞生。

　　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学生题材是少年报告文学最重要的领域。固然，小学生也喜欢报告文学，但常常是当故事来欣赏的。中学生则不然，他们对虚构文学的界级极其敏感，而其生活也具有格外浓重的报告文学色彩。

　　上述两点，便是我倾心于为中学生写报告文学的原因。

　　我的创作目前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1986)，主要写一人一事的短篇报告文学，其间有从写小名人到关注普通孩子、从写外在行动转向写内心世界的变化；第二阶段(1987-1989)，转向写群体写事件写趋势的中篇报告文学；第三阶段(1989年冬至今)，主要写长篇纪实小说。理论方面的探索也在同时进行着。

　　关于创作主张，我曾在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上有一个长篇发言，题目是《为强壮民族的脊梁而歌》(见1991年6月1日《文艺报》)。我说：“在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身上，都有英雄主义的成分，而这些珍贵成分的集合，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同时我认为：“伟大的艺术离不开伟大的思想，而伟大的思想只有与伟大的艺术水乳交融、珠联璧合，才会产生魅力无穷的作品。”

　　就报告文学而言，我一向主张，锐气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之气，报告文学应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除旧布新中显示出冲锋陷阵的斗士风骨。如对当代中学生的把握，既看到令人惊喜的许多新型素质，也应看到潜藏的种种心灵隐患，敢于“从纯洁中拷问出罪恶来”，从而促使年轻一代真正达到心理健康。近年来，我努力这样去追求，仍时时痛感作品的浅薄，时时酝酿着一场自我变革。本书中的《一个少女和三千封来信》，以及即将出版的长篇纪实小说《握手在16岁》，可以看到我的某些新追求。

　　也许，有些少年朋友会问，本书里的9篇作品都是怎样采写出来的？我不必在这里一一赘言，因为这些作品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把当时的观察与思考差不多已经写明了。我喜欢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报告文学，这样可以自然地将读者与所表现人物的距离缩近，具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真实感。

　　顺便说明一下，收入本书的《十四岁的探险家---英雄少年赖宁的故事》与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不同的。这一篇是我于1989年春从大渡河返京后一口气写下来的，连草稿都没有，也未经任何人修改。它虽然略嫌粗糙，但朴实一些，也真实一些，表明了赖宁“是英雄也是孩子”。改为第三人称的那个版本，尽管发行300万册，我并不满意。所以，当有机会收入作品选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原稿，以便供有兴趣的朋友比较。这样，也算对得起历史。

　　(二)我的童年

　　有引起中学生读者来信，问我的童年生活是怎样度过的？我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在这里，我愿做一个介绍。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无法改变的，它构成了人们各自独特的历史开端，而让其主人终生回味不尽。

　　我于1955年2月8日出生于山东青岛，并在那里长大，那是黄海边上一个最美丽的城市。但是，概括我的童年生活，却要用穷、乱、乐三个字。

　　先说穷。虽说我生在新中国的怀抱里，可新中国是在清贫中建立的，无法与今日相比。我5岁那年，碰上了人祸天灾的困难时期。当时，我在父亲做工的工厂幼儿园里，由于吃不饱饭，常常爬到槐树上捋叶子吃---槐花早被人摘走了。记得那是棵碗口粗的大树，在幼儿园院子西侧斜斜地长着，所以我勉强能爬上去。也在这一年，年仅29岁的母亲患心脏病早逝了，撇下1岁的妹妹、5岁的我和9岁的哥哥。靠父亲每月几十元微薄的工资，这日子自然过得十分分窘迫。第二年，继母来了，人极善良，从不打骂孩子，使我渐渐淡忘了幼年丧母的痛苦，但清贫依旧。

　　说来今天的少年朋友也许不信，自1978年起，我当过9年《中国少年报》的编辑和记者，童年却从未摸过这张报纸，因为没有钱。至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或冰心的《寄小读者》等文学名著，更是连听说过也没有。只记得《小猫钓鱼》和《乌鸦喝水》等故事，那是语文课本里有的。

　　为了生存，我很小便开始劳动。譬如，上山割草，背回来晒干当引火草用；到各处垃圾堆捡白菜疙瘩，回来喂长毛兔；到秋收过的红薯田里翻土，寻找农民漏掉的小红薯；在家里帮父母糊纸盒等等。

　　再说乱。我11岁上小学四年级，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教我语文的那位斑白头发的男教师，被一些年轻人打得弯腰呻吟；而我如崇敬母亲一样崇敬的女班主任，也不知被发落到哪里去了。街道附近的单位时常发生武斗，还打死过人。1966年秋天，15岁的哥哥刚考入技校不久，便当上了红卫兵，并跑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回来一心想革命造反。偏偏父亲念新中国好，坚决反对造反。于是，父子间常常辩论不休。我听不明白，也不喜欢听。

　　最后说说乐。虽说当时是那么贫寒和混乱，但我的童年仍然乐趣无限。童年求乐的欲望和本领都是惊人的，它似乎总想超越严酷的现实。直到今天，大家的生活已提高到往日做梦也梦不出来的水平，而许多中学生成了享乐王子。可是我敢说，我的童年比你们玩得开心。

　　这话怎么说呢？关键的一条---我是自由自在的。

　　我常常与伙伴们上山。选择雨后的日子，挎上小竹篮，钻进松树林。啊，那一朵朵蘑菇，金黄肥嫩，诱人之极！这是我们家的上等食品。采完了蘑菇，又在溪水边采足了野草莓，再逮几只绿莹莹的大蝈蝈，便开始像壁虎那样，贴着一块块馒头状岩石，向浮山顶峰爬去。浮山是著名仙境崂山的余脉，天安门广场上那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巨大碑心花岗岩，便是从那里采集来的。我们征服了顶峰，豪气顿生，美美地野餐起来。当我站在高高的巅之上，竟萌发了生出双翅的幻想，渴望飞向远方。我也多次跟随大人，去山里支网捕鸟、架鹰追兔和赤手捉蛇，激奋得热血奔涌。

　　我常常与小伙伴下海。每逢大潮的夜晚，我们便步行十几里，到落潮的滩上挖蛤蜊。归来后，把成堆的蛤蜊泡在盆里，让它们比赛喷水，吐净壳里的沙土。鲜美的蛤蜊肉啊，到如今都是我最爱吃的海味！有时，我们还提着哧哧喷火的嘎斯灯，一手握紧锋利无比的钢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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