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姑娘

编辑: 来源: 时间:2006-08-08 人气:

林斤澜

一个戴厚眼镜的，未老先白头的中学教员告诉我的故事。
台湾的姑娘喜欢穿花裙子，光脚拖木拖板，爱玩爱笑爱打扮。可是她们的日子十分
困苦，成千成万的女孩子，还没有长成少女，就要去谋生。又没有正经的生路，只好去
当“下女”，去做“女招待”……每当夜深人静，我听着窗外马路上，格拉格拉的木拖
板声音，一句半句南方海岛上的吟诗般的歌曲，爽朗的成串的笑声，我就寻思台湾姑娘
的性格，可总是抓不住要点。直到认识了一位小姑娘，眼见她一二年间，忽然长大成熟，
又忽然枯萎谢去，我才仿佛明白了一些道理。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我为了生活，远离不愿意离开的大陆，渡海到台湾中部的一个
中学里教书。学校远离城市，宿舍又远离学校。那是一座日本式的木头小房子，经过了
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弄得围墙倒塌，门窗破败。荒凉的院子和寂寞的田野连接起来
了。我怀念大陆上的火热的解放战争，又听不懂本地话，没有一个朋友，活像被充军到
沙漠上去了。
有一天我上课回来，推开房门，不觉呀的一声，仿佛走错了人家。那挂在墙上的脏
衣服不见了，摊在“塌塌米”上的被褥叠起来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拾了。最难得的
是一股清凉的气味，那是“塌塌米”①刚用凉水擦过了。我听见厨房里有响声，从破败
的窗子里望进去，只见一个瘦瘦的姑娘，在低着头刷洗锅碗。只能够看见半边脸，脸色
又白又干，仿佛石灰。她像是怯生生地看我一眼，没有抬头，也不说话。这就是好心的
台湾同事，给我找的“下女”。可是这么小，行吗？
①塌塌米，铺在地板上的草席。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娃莫栽。”
“家住哪里呀？”
“娃莫栽。”
“不要害怕，我这里没有多少事情要做的。”
“娃莫栽。”
我刚学会几句台湾话，知道“娃莫栽”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想必我说的话，她
一句也不懂吧。我回到房里，拿一张纸，写上柴米油盐几个大字。再拿出十块钱，一起
交到她手里。还没有解释什么，她就静静地一笑，把纸头和钱随便往兜里一塞。
我想我总要说上几句什么才好，就把刚学会的几句台湾话全部搬出来，再捎带上几
个日文单字，外加指手划脚，向她说明早饭午饭的时间。晚饭早迟一点不要紧。穿衣服
向来不讲究，用不着天天洗换。我看得出来她至少是听懂了大半的。可是必要回答的时
候，总是一声“娃莫栽”，或者静静一笑。我疑心这笑里面多少有些狡猾。并且她始终
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啊，不是一个小姑娘，人家很有心眼儿哩。
从此，这个破败的日本式小房子上有了炊烟。荒凉的院子里挂起绳子，晾上衣服。
白天有人把窗子打开，让阳光进来。有天晚上，我坐下来写字，叫她沏一壶茶。往后天
天晚上一坐下来，就听见她从厨房里，格拉格拉走过来。到了房门口，甩去木拖板，赤
脚走上“塌塌米”，双膝跪下，把茶盘放到矮桌子上。这跪下原是日本式的日常动作，
既有“塌塌米”，又是矮桌子，好像也只有跪下比较合适。可是我总不习惯，觉得自己
享受过分了。每天她放下茶盘之后，就把捏在手心里的一片极小的小纸头，往桌上随便
一扔，一声不响地出去了。纸头上写的是柴米油盐几个大字，每个大字下面注着钱数。
我费了许多口舌，说明用不着这种日报制度。她只是回答一声：“娃莫栽。”有一回我
假装烦恼，当面把纸头撕碎，这才不再拿来了。可是我发现厨房墙上挂起一个小本子，
那是日记账。啊，多么固执己见的姑娘呀。
我是一个流浪的光棍汉，人地两疏，却得到这样舒适的照顾，心里充满了感谢。可
是一天又一天，从她嘴里只能听到一句“娃莫栽”。我觉着是故意对我疏远。她仔细地
固执地，保持着冷淡的态度。仿佛对大陆上来的人，一概不信任。有回我苦脸告诉她，
不知叫她什么，只好叫做“娃莫栽”吧。她先是静静一笑，接着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
笑得直不起腰，两手捂脸，跌坐在台阶上。可是忽然打住了，笑容不见了。好像风筝断
线，一下子飘得无影无踪。这一刹那间，她明明显出心事重重。不是这种年纪担当得起
的心事，或者这种心事使她成熟得过早了。
我向台湾同事打听她的身世，只打听到她的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她是高小毕业生。
家口重，就念不起书了。我想一个教书的人，自己的子女反倒失学，真是叫人难过。我
打算每天晚上抽一点点时间，教她国文。可是这姑娘挺有心眼，我一时不敢乱说什么。
有天我到厨房里去，看见她捧着本大书。见我来了就往抽斗里塞。我抢过来一看，却是
日文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吃了一惊，说了一句愚蠢的话：
“看得懂吗？”
“啊！”她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说错话了，赶紧叫道：
“你很用功，好，很好。要学国文吗？我教你，我有时间，学吧，你学吧。”
“娃莫栽。”
此后每天晚上，我们上一小时的课。上课当中，我才知道一般的国语，她全听得懂。
国文程度，也够高小毕业的了。
过了三个月，我第一次让她作文，不出题目，由她随意写写学习的感想。她写道：
“我要努力学习国文，赶快学好。明年我要考中学去。我的大哥被捉去当了兵，有
了饭吃。我的二哥被捉去坐了牢，也有了饭吃。他们有饭吃，还使得我亲爱的母亲用不
着吃饭了。
从此我笑不畅快，玩不起劲。人家说我成了小大人。可是我的爸爸对我说：‘这样
很好，可以供给你上学去了。’上学本是我的梦想，可是料不到，美丽的梦想会是这样
实现的。因此，我没有一点理由偷懒，我要赶快学好国文。”
我常年看作文卷子，但从来没有像这一回的动心。老实说，流下了眼泪。并且立刻
背下来了。我是小心谨慎的人，平时牢牢记着，哪些话不能出口。可是给她上课时，我
竟和她一起读报纸。向她介绍大陆上的真实情况，在字里行间，寻找大陆战场的真实局
势。
这样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起黄金般的中学时代。我有几个眼睛亮闪闪的，聪明伶
俐的女同学。我们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有许多接近的机会。可是我胆小，生怕句把
难听的话，几下不得体的举动，损害了她们天仙般的美丽。离开中学以后，我过着贫穷
的流浪生活。寒酸潦倒，简直不敢想象有一个知心的女朋友了。现在我竟得到这么舒坦
的日子，天晓得她怎么摸透我的一些穷讲究：我不爱书桌上插花，花瓶得搁在窗户台上。
衣服不摆在眼面前，是想不起换洗的。又怎么知道凉水擦过“塌塌米”之后，那一种清
凉的气味，能叫我心醉。这些琐碎事情，我是从来不跟人家说的。
到了年关，正月初一的早上。她从家里赶来，穿了一条新做的墨绿裙子，上身是青
缎外套。从青缎的年代上，可以看出本是母亲的衣服。她静静一笑，鞠了个躬，咬字分
明地用国语说道：
“恭喜新年。”
立刻钻到厨房里去了。我赶紧叫道：
“不吃饭。早就说过的，初一到初三，绝对不在家里吃饭。
今天我要出去玩一天。对了，进城玩玩去。对了，你也去吧。
对了，去吧，一起去吧。”
在姑娘们面前，我永远只会慌里慌张地，装做偶然想起，才能提出要求。可是她好
像没有听明白，一点反应也没有。管自格拉格拉走来走去，收拾屋子。我只好拿起报纸，
闷闷看着。好一忽儿，听不见格拉格拉的声音了，抬头一看，见她笔直站在门口，静静
地望着田野。我忽然想道：难道是等我出去吗？赶快走到她身边，说：
“多好的天气啊。”
她就静静地跟着我走了。
一路上，我们遇见一些同事，还有邻近学校的教职员们。
不论是谁，她都点一个头，用国语或台湾话，咬字分明地说道：
“新年好。”
我奇怪她怎么认识这么多人，不想她回道：
“认不认得，过年总要问好的。这是礼节。”
惭愧，我竟不懂得这么好的礼节。可是我觉得那些认得或不认得的人们，都用一种
尖利的眼光看着我们。弄得我很不自在。惭愧，她好像不在意，照样静静地，咬字分明
地说道：
“新年好。”
进了城，我慌忙带她走进一家清净的咖啡店。对面坐下之后，我发觉她的眼神里，
透着猜疑，忧虑。可是她一字不提，全部埋在心里。可是又全部，叫黑白分明的眼睛泄
露出来了。
我猜度着说道：
“别管人家，我们玩我们的。”
“什么？”她好像不懂，但又立刻明白了似的。说：“没管人家呀，管那些做什么
呢？”
“看你好像有些不安心。”
“过年总要算算账的。昨天晚上我爸爸对着账簿，坐到下半夜，抽完一盒烟，说，
我们家很穷啊。你大哥二哥都为着真理，给抓走了。我这个老牛，还可以拉几年车子。
可是以后怎么办呢？你们也要有一个为着家，为着生活……”她停顿了一下，简简单单
地说：“爸爸要我什么也别管，一心学医去。”
“学医也很好啊。”
“啊。”她闭上了眼睛。当睁开来时，神色很安静。说：
“老师，你留心没有？听说有时候校长偷听你讲课。”
我心里一跳，怎么她也知道了呢？我秉性谨慎，但又绝不说谎。到了真话不能明说
的时候，就不作声。在课堂上讲近代史新文学史，都是只讲到“五四”，就声明讲不下
去了。
可是作家总是要讲的，我介绍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几次发觉，校长悄悄闪在窗外，
壁虎那样贴着墙壁站着，听我讲课。
生活经验告诉我，早晚要卷铺盖走路了。
“你怎么知道的？你听见什么风声了？”
她摇摇头，却说：
“也有的老师，课堂上不讲什么。课外找一些好学生，搞读书小组，读课外书。”
说这几句话时，她的眼睛盯着桌面，声音轻悄悄的，样子多像个文静的女学生。可
是说的话又很沉重。我竟不明白这是她自己的话，或是别人让她告诉我的。因为这一番
谈话，我觉得我们互相间又多有了一些了解。我觉得她的内心比她的年岁要年长得多。
但这一天玩得总不爽快，仿佛将有什么不幸的事情来到了。
正月初五，学校里摆酒席聚餐。那校长原是个小官僚，酒量可以跟酒缸比较的角色。
从黄昏一直喝到十点钟，越喝说话越多。教员们轮流站起来向校长敬酒。最后有个教员
竟把校长扶上凳子，有人叫好，有人跑过去帮忙，竟从凳子上又扶到桌子上面。叫我们
大家围着桌子，举着杯子，为校长干杯。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但我也没有说什么。只
是放下杯子，从人堆里挤出来，走出屋子。我听见乱哄哄的声音中，校长冷冷地说道：
“共产党。”
我考虑了一夜，觉得俗话说得好：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清早起来就收拾行李，“娃莫栽”好像不觉得意外，什么话也不说，只管帮我捆捆
绑绑的。当我雇好脚夫，回头却看不见她了。叫了两声，也没人答应。我心慌了，走到
厨房窗口，只见她笔直站在窗里，脸色石灰一样又干又白，脸上挂着两行眼泪。她一动
也不动，只是手指头哆嗦着。手里抓着一张我的名片，那原是贴在房门上的，不知什么
时候她拿下来了。看见这种情景，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全盘乱了。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反倒拔脚跑出院子。冬天的早晨，铁青的天色，荒凉的田野，哭泣的风，一挑行李，我
踉踉跄跄上了路，走出里把地，终究忍不住了，猛的回头，从倒塌的围墙缺口，看见了
破败的厨房小窗。窗里黑糊糊的，可是我好像清清楚楚，看见“娃莫栽”当窗站着。手
里拿着我的名片，脸上挂着眼泪。我很难过，仿佛是一个丢下亲人，管自落荒而走的家
伙。
进了城，我找一个朋友借路费。那朋友在职业学校教书。
职业学校正缺一个教员，就把我留下了。要我教国文之外，兼教两班地理。地理上
头，我完全外行。可是朋友说，走上讲堂，拿起粉笔，随手画出一个省的轮廓。再添上
主要河流，几条山脉，有这一手，就是地理教员。一个学期不过教三四个省，离开学还
有半个月，还怕练不会这一手吗？我想想无路可走，只好去练画地图。我生怕日后闹笑
话，就命令自己什么也不想，一天到晚画呀画的。
开学的那一天，我参加了开学礼回来。正打算坐下来准备三天之后的第一课。猛的
听见格拉格拉的声音，直走到门口，甩去木拖板。听得这样真切，我的手都哆嗦了。我
觉得有人站在房门外面，我背上发毛。猛的回头一看，啊，当真是“娃莫栽”。她静静
笑着，见我回头，就双手放在膝盖前面，深深行了一个日本式的鞠躬。咬字分明地用国
语说道：
“老师好。”
来得这样突然，我慌里慌张地招呼她坐，喝水。可是她不好意思地，把拿在手里的
一个小包，随便往屋里一撂，就去看满墙的地图。一下子她又钻到厨房里去了，我听见
打开水龙头又关上，揭开锅盖又合上。她从厨房里出来时，皱着眉头，显出很不满意的
样子。我赶紧说：
“不用忙，别着急。你看，叫我弄得乱七八糟。你休息休息再整理吧。”
她稍微一愣，随即静静地笑道：
“爸爸不让我当‘下女’了呢。”
“那好，那好。”
“我考职业学校好不好？”
“好啊，好啊。”
“今天来考，不就晚了吗？”
“是啊，晚了。”
“不晚，不晚，我早考了呀。”
“啊，啊，好啊，好啊。”我连声叫好。一边又因为自己总把人家当做“下女”，
脸也飞红了。可她已经拖上木拖板，走出大门。我叫道：
“慢着慢着，考上没有？”
“娃莫栽。”她管自走了。
我回头看见撂在屋里的小包，叫道：
“慢着慢着，忘下东西了。”
“娃莫栽。”
我打开小包一看，却是一盒糕点。明明是一件礼物。我忽然想起她的对着账簿坐到
半夜的老父亲，我的眼眶湿了。
以后有两天没有看见“娃莫栽”。我第一课教的是江西省，我把江西的轮廓画了几
十遍，越画越像一个少女的头部剪影。
自己也弄不清是什么道理。
第三天早上我到学校里去，看见学生们三五成群，在操场上走来走去，好像一个市
集。我走进教员休息室，看见同事们都一声不响地呆坐着。我的朋友把我拉到一边，告
诉我昨天下午，台北爆发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人民反抗蒋政府的统治，包围了行政公署。
罢工、罢市、罢课，今天连火车都不通了，恐怕全省都要响应了。——这就是有名的
“二二八”起义。
上班钟响了，没有一个学生往教室里走，却在操场上排成队伍。一个大个子的学生
上台喊口令，一个女学生向大家交代什么事情。不料这就是“娃莫栽”……我着了魔似
的，从玻璃窗里看着学生们唱起进行曲，喊着口号，打上旗帜，齐步走出学校。刹那间，
我的中学时代涌到眼前：高喊着抗日救亡，罢课，游行……当年的生活多么爽朗，生龙
活虎。现在我却这样孤独，软弱，好像一条灰不溜秋的耗子。我的心头擂鼓一般跳动，
我的眼泪涌出了眼眶。
我接到校方的通知，说是言语不通，可能引起误会，不要离开学校一步。我推磨似
的在屋里团团转了一天。晚上，七八个学生推开我的房门，问我有手枪没有？有子弹没
有？有别的武器没有？“娃莫栽”跟在大家的后面，站在角落里，眼睛盯着地面，仿佛
我们从不相识。有一个学生解释说，恐怕引起误会，武器还是交给他们保管的好。我看
得出来，这是变着法子搜集军火。听说话，他们仿佛把我归到敌人那一边去了。我无话
可说。“娃莫栽”第一个走出屋子，学生们都跟着走了。
可是有一个问题，好像钉子钉到我脑子里去了。他们要手枪干什么呢？难道这是用
枪的时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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